THE RE-EXAMINATION OF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张博，邓浩坤，安宁，朱竑

通过梳理人文地理领域杂志近年大数据文章解释其与大数据应用的关系，强调其应用给人文地理学研究带来机遇和挑战：①大数据作为研究方法，不能代替传统人文地理研究范式，而是对现研究方法的补充。大数据和小数据需对话交流；②大数据本身是一种话语权，嵌入人文地理研究系统。保证人文地理学多样性，避免过度依赖大数据，需在批判角度审视和运用；③需关注大数据对于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影响；④运用大数据解读地理和空间过程复杂性的同时，应看到大数据应用对公共服务的潜力，思考其结果如何更好的服务社会。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获取渠道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已经将社会中每个个体置于巨量的数据环境之中。在这个大背景下，数据本身似乎没有那么重要，而如何使用数据将会重构地理空间和社会系统。讨论大数据和地理学之间的关系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大数据和地理学，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世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大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 （discourse） 体系，在这种话语权体系内，数据会嵌入整个社会系统。如何保证人文地理学内部的多样性，避免陷入过度依赖大数据，需要我们用更加批判的角度来审视大数据，更需要大数据和传统人文地理学的小数据继续对话和交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数据和小数据配合使用会推动对数据解析的深度。传统数据科学已经有上百年历史，基于传统数据科学的方法随着学科的发展相对成熟，这意味着传统数据科学的容错率较高。而大数据是相对新的概念，这就要求在使用新的方法时保持怀疑的态度。在大数据的话语权体系下，大数据往往被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导致地理和空间重构过程的复杂性往往会被忽视。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内部统一的整体，相反，它是技术、信息和资源的集合体 （assemblage），并且在分析该集合体时需要根据话语权、目标和实践来确定内部边界。人文地理学在“转向”过程中，“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类社会远比数字世界复杂，完全依赖数据去做决定，无疑会走向教条主义，只有把大数据和小数据有机结合，人文地理学才能走得更远。

其次，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单一维度的单一数据有时会需要和其他数据配合使用才能够更好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研究数据之间的关联会更加重要，如何从海量多维度的数据面板中找到和确定数据间的相关关系将是大数据时代人文地理学所面对的最大挑战。然而，在分析数据间的关联性时要把它们放置于一个统一的维度内，这就要求数据信息必须是一个统一和差异的结合体。如研究人们的出行规律，“出行”是共性的部分，而年龄、性别、职业等信息是差异性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数据并没有突破传统的科学范式，相关性只是研究的直观结果，或许可以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但在学术层面，研究者仍然需要找出同一个框架内数据间的因果关系。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中，确定因果关系的难点在于样本本身的主观性难以被客观数据所反映，微观研究更多地把“人”作为研究对象——人的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由人的行为所构建的社会过程 （social process） 亦是动态的 （dynamics），解构这种社会过程则需要在微观尺度上通过小数据来进行。

最后，尽管大数据可以采集到传统数据科学难以收集的信息，例如交通和社交媒体网络信息，但这些数据绝大多数情况下被私人公司所垄断，开放性和可获取性较低，进而导致获取和掌握数据的高度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导致社会其他领域例如资本、信息和媒体及学术机构所获取信息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也会体现在不同的尺度，如大数据的研究可能更需要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合作，这会使个体研究者处于不利地位。再如研究机构也会由于获取资源的不平等性加剧分化。更重要的是，大数据的使用者会通过标识 （identity） 来识别身份 （identity），从而产生大量社会问题，如个人隐私。身份记录使得场景立体化和动态化，高度的信息化和大数据产生了高度的流动性 （mobility），通过智能手机几乎可以完全识别和跟踪手机使用者的时空坐标，让使用者毫无隐私可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大数据应用于公共服务的潜力，政府可以基于地理和空间角度的大数据来为居民提供更多便利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如根据上文中谈到的通过城市职住空间关系来分析交通需求，再如通过调整红绿灯的时间间隔来缓解人流和车流对于道路的压力。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如何利用大数据提供一个更好公共服务体系将会是政府管理者和学者同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摘自《人文地理》2019年第3期总第167期

文章编号:1003-2398(2019)03-0014-08